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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覺母寺的紅軍布告為劉伯承所寫

        甘孜日報    2024年03月29日

        郎扎覺母寺外景圖。

        ◎聶曉民

        近日,1936年紅四方面軍長征期間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發布的一則關于覺母寺的布告,引起了紀念館、黨史界等多人關注,據劉伯承元帥之子劉蒙少將分析此布告是時任中國抗日紅軍先遣軍司令的劉伯承書寫。

        1936年2月,為執行紅軍總部的《康道爐戰役計劃》,以劉伯承為中國抗日紅軍先遣軍司令員的紅30軍從雅安寶興翻越夾金山西進,經懋功、金湯、丹巴,攻取道孚、爐霍、甘孜地區。3月1日,紅30軍攻占道孚,25日,攻占爐霍,30日進駐甘孜縣。紅30軍來到甘孜縣合則覺母寺院附近,為打開當地的局面,紅軍堅決執行紀律,不干擾百姓。中國抗日紅軍先遣軍政治部以軍政委李先念的名義,頒布了保護覺母寺(尼姑庵)的布告。布告說“此系合則覺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擾,此告”。

        布告長11厘米、寬11厘米、高8厘米 。該布告主要內容是要求指戰員保護當地的喇嘛教寺廟——合則覺母寺,不得擅自進入和侵擾?!坝X母”是藏語,含義為“尼姑”。該布告由甘肅省軍區于1959年征集并送解放軍總政治部,后由原總政治部移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在2016年慶祝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展覽時展出。

        該布告和其他的布告在書寫形式上有所區別,不是現在常見的橫向的,是豎向的,按照上中下分三部分,發布方、責任人、發布內容。它的落款也就是發布方的單位在上面,左右對稱,蓋章可以辨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政治部。中間是發布人李先念的姓李,比其他字大一倍,以示突出。在下方是布告的內容。書寫者以行書書寫,一氣呵成,整體結構勻稱,字體大小適中,內容簡明扼要。布告歷經多年,保存完好,說明寺院的收藏者對布告的內容認可,對書寫者書法充滿敬意。

        據劉伯承元帥之子、中國書畫研究院副院長劉蒙少將確認,該布告應為劉伯承元帥親筆書寫。劉蒙少將從小在劉帥身邊練習書法,對劉帥書法的特點有深刻認識,他介紹說,從書法特點看是劉伯承書寫,“爸爸從5歲讀書寫字,爺爺劉文炳是晚清秀才,也是一個書法家,現在開州的一些碑刻還留有爺爺的書法,爺爺

        的書法對爸爸的書法影響較大”。如“人”的撇捺是劉帥特有的,和劉伯承此后書法作品進行對比,也可以看出是劉帥的書法。劉蒙本人的書法也繼承了劉帥的風格。

        以上是劉帥1949年的書法,距離1936年13年的時間,“不” “此”二字,明顯與布告上的風格一致。國、合、軍等單個的字,在建國后的書法作品與布告比較,都可以在劉帥其他書法中看到明顯出自一人。

        此布告為劉伯承書寫,和劉伯承在軍中的職務是對應的?!吨袊まr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指出,1936年2月,在四川省雅安的任家壩,四方面軍制訂的戰役計劃,里面有劉伯承為先遣軍司令員的記載?!都t軍長征史》《劉伯承年譜》都有劉伯承為先遣軍司令的記載。劉蒙少將參與《劉伯承傳》的撰寫,對長征路上父親多次擔任艱巨任務有深刻記憶,比如智取遵義、巧渡金沙江、彝海結盟、強渡大渡河等,在張國燾南下失敗后,父親對四川熟悉,在四川軍隊有影響,做北上抗日的先遣軍司令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此外,從時間上看也是吻合的。從《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匯編》記載的四方面軍領導人給部隊的一系列電報表明,劉伯承與李先念是按照命令2月19日翻越夾金山到達維,之后前往丹巴,2月底翻越黨齡雪山,3月1日紅30軍占領道孚縣,3月4日張國燾電報指示劉伯承、程世才等率部隊取爐霍,3月25日部隊占領爐霍,之后3月30日在當地民眾支持下和平進駐甘孜。李先念帶領30軍余部在道孚縣籌糧,30軍先頭部隊到甘孜,做當地的團結工作,求得糧草和民眾的支持。

        這些在劉志堅《風雨征程》一書得到印證,劉志堅的書中講到李先念出具布告的內容。在抵達甘孜之前,劉伯承和劉志堅在途中遇到一座東固喇嘛寺,有為數不少的武裝喇嘛。為了避免流血,先遣軍司令劉伯承提出,要想辦法做喇嘛的工作,通過喇嘛打通藏民群眾的思想。并用他的名義給東固喇嘛寺寫了一封信,說明紅軍北上抗日的宗旨和政策,不侵犯喇嘛和藏民的利益,并保護他們的利益,由通司(藏語翻譯)送去。這封信真起了作用,部隊到東固時,喇嘛果然沒的抵抗和逃跑。到達東固后,劉伯承要劉志堅陪他到喇嘛寺去見當家喇嘛。進寺后,先到寺的正殿向佛像鞠躬行禮,然后進一步向當家喇嘛宣傳了紅軍的宗旨和政策,重申保證不侵犯喇嘛和藏民的利益,并提出請他們往甘孜大喇嘛寺送信。這樣做的效果果然不錯。當劉伯承和劉志堅帶30軍先頭部隊到達離甘孜縣30里地的普玉隆時,甘孜喇嘛寺的兩個當家喇嘛騎馬來迎接了。劉伯承又要劉志堅陪他到喇嘛寺去,由于工作做得好,甘孜喇嘛寺的喇嘛和藏民一個也沒有跑。

        長征期間,紅軍在沿途書寫、散發了數以萬計的標語、布告、傳單,這是向沿線民眾宣傳黨和紅軍主張、爭取支持的主要形式,劉伯承親筆書寫的布告是紅軍高級指揮員在

        長征留下的極其珍貴的、有名有姓的文物。除此之外,劉伯承元帥的題詞書法作品只在一些紅色紀念地留存,如河北省邯鄲市晉冀魯豫烈士陵園、江蘇省徐州市淮海戰役紀念館等,長征時期留存的極少,更見其珍貴性。

        瀘定橋紅軍長征紀念館夏蕓同志對這個布告很熱心,她分頭對道孚縣、甘孜縣幾個覺母寺名字的查證,沒有找到合則覺母寺。甘孜州委黨史研究室的楊劍鋒同志對甘孜縣的覺母寺的情況做了調查,發現在甘孜縣城西側10公里的柯則村是最接近“合則”發音的,而且在柯則一帶曾經有覺母修行的場所。甘孜縣民族宗教局扎西擁措同志經過實地走訪,在郎扎覺母寺發現了“合則覺母寺”的重要線索,據郎扎覺母寺的活佛介紹,合則覺母寺原屬于現呷拉鄉柯則村,1986年合則覺母寺管理者為蘇吉彭措,蘇吉彭措為郎扎活佛的老師,1986年8月班禪大師到甘孜縣視察工作,經請示班禪大師同意,蘇吉彭措委托郎扎活佛將合則覺母寺與郎扎覺姆寺合并。這證實了甘孜縣確實有一個合則覺母寺,同時也證實了布告的真實性。

        今年3月25日,劉蒙少將為中共甘孜州委黨史研究室寫了確認文字:

        中共甘孜州委黨史研究室

        我是劉伯承元帥的兒子,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較老會員,八歲時從父親開始臨池,對父親的用筆和結字比較熟悉。

        紅軍在合則覺母寺的布告,從1936年3月我父親任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軍司令、布告的書法與此后的書法絕然相似,結合紅軍和平進駐甘孜的史實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我認為此布告為我父親劉伯承所寫。

        劉蒙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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